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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 经常正确的狐狸没人听,总是犯错的刺猬却受欢迎

中国寓言中讨人厌的福狸,给人类留下了善变的印象

 

为何有些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而有些人则不行?

 

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根源,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普·E.泰洛克和他的助手们搜集了来自高等院校、政府机构、智库、基金会、国际机构和媒体的284名“专家”在1988—2003年对世界政治做出的27451项预测,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谨的研究。泰洛克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通过各种图表和方程式展示了此项研究的结论。

 

这个眺望镜头上方显得胸怀世界的人就是泰洛克,他在《超预测》里再次用猩猩羞辱了人类专家

 

 “这一问题无关专家的身份(不论其专业背景、地位等),”泰洛克总结道,“也无关专家的理念(不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现实主义者还是制度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真正重要的是专家的思考方式,或推理方式。”关键的变量是,基于伯林的定义,专家的自我定位是“狐狸”还是“刺猬”。结果是明确的:相比刺猬型专家,狐狸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要高得多。刺猬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接近于黑猩猩投掷飞镖(大概是用计算机模拟)的命中率。

 

泰洛克对这一结果备感震惊,便着手探寻这些狐狸型专家和刺猬型专家的差异。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依赖的是一种直觉式的“对多渠道信息的拼合”,而不是基于一些“宏大图式”推导出来的结论。他们不信“模糊的政治主题”能够成为“精确严谨的科学界的研究对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层次不清,缺乏逻辑—主观倾向性太强而缺乏合理论证,以至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政策制定者更是无暇倾听他们的观点。

 

刺猬很“轴”,因为它锋芒毕露吗?希望不要再被微波了

相比之下,那些刺猬型专家避免自我贬低,无视批判性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那些大而泛的解释,“对‘不明就里’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当他们挖掘的智识的洞穴太深时,他们只会低头继续深挖。他们成为“自己先入之见的囚徒”,被困在自鸣得意的循环之中。若取其部分观之,则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与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无太大关联。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良好判断理论”:“自我批判式思想家,更擅长探寻变动形势下的矛盾动态,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能更准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太倾向于合理化这些错误,更愿意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能更好地预测下一轮事件发生的概率,紧扣住现实的可能性。”总之,狐狸型专家在预测方面做得更好。

 


 

 

这个人就是因为各种颓废死得很早的菲茨杰拉德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提出的检验标准: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力”。菲茨杰拉德这么说可能并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对自己的谴责。那时,他的写作生涯已经停滞不前,4年后便死于酗酒和心脏病。其悄无声息的离世与早年的盛名对照,更平添凄凉。菲茨杰拉德去世时只有44岁。但是他的这句隐晦且寓意广泛的格言,如同伯林有关狐狸和刺猬的论断,已经流传不朽。

 

菲茨杰拉德所说的两种相反的想法可能的含义是,从对立的方法中选取最好的,同时摒弃最坏的。但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两个人的大脑中持有的观念可能是对立的,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对立的观念可否和平共存于一个人的大脑中?在菲茨杰拉德的大脑中,对立的观念显然无法和平共处。

 

矛盾的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来自伯林。柏林的一生致力于协调同一大脑中存在的相互冲突的观念。他指出,普通人的一生中往往充满了“同样重要的目标……要实现其中的一些目标必然要牺牲其他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比如善与恶),而是要在同样美好的事物之间取舍,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拥有它们。“一个人可以专注维持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致力于建立、维护或服务于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伯林写道,“但并不总能同时达成两者。”或者,用任何一个孩子都能理解的话说:要想在万圣节时狼吞虎咽所有的糖果,还不会呕吐,这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尝试解决这些两难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试图现在解决,有些问题我们会推迟到以后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将问题归于适当的领域,然后决定在何时解决何事。这个过程可能很困难,这正是伯林强调的“选择的必要性和痛苦”。但他补充说,如果这种选择都失去了,那么“选择的自由”以及自由本身也将消失无形。

 

那么,伯林为何声称“人类大体”可以划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类?我们必须要像泰洛克要求他研究的那些专家一样,将自己归为其中一类吗?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承认,这是不必要的。“有些人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有些人则既是狐狸又是刺猬。”伯林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戏”,而其他人太把这个比喻当回事了。

 

在伯林更大的思想框架下,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如果我们只能将自己归于其中的一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一类别的特征,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那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如果真的如菲茨杰拉德所说,智慧需要对立的元素(或者如伯林所坚称的,自由即选择),那么就不该提前规定优先选项。我们的选择必须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前者我们事先可以了解,后者则是无法预测的。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大脑中调和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同时还要保持行动力。

 

本文选自《论大战略》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7月

(文本略有编辑)

 

差点儿忘了,这个人就是以赛亚·伯林

 

此刻,他在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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