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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2016走了

这个2016,留下太多凄惶的心情,就像窗外的雾霾,把世界孤绝起来,让悬崖峭壁平地拔起,生存其间的人,更远,也更近了。

新年是一个伪命题,是人类自我迷恋的漫长的谎言。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日历的世界,那会是什么样?

是不是可以用倒计时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像现实中许多人那样不耐烦,提前发表祝贺。

 

2016年,对我来说,最庞大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50周年,我们都生活在“文革”漫长的投影里。这意象竟也有些诗意的模样,垂落的红太阳和倾颓的影子,改造、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和语言,甚至许多人在心底认同绞杀人世的风暴,只为了完成一次理想主义的献祭。而今年民间对“文革”的纪念,仿佛刈过的麦田那样整齐、安静、空泛,让我们说起“文革”这个词的时候,都可以在脑子里听到反弹的回音。

2016年,对我来说,最微小的事件(但并非不重要)是“自杀”,一系列的“自杀”,比如江绪林、比如杨改兰、比如朱铁志……虽然不是完全对应,但还是比较典型地象征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底层人民和官僚阶级同时遭受的不堪重负的痛苦,指向了中国当今社会发展多元的深刻问题。

2016年,对我来说,最躲不开的事件是雾霾。我曾以为,空气的雾霾象征着政治和文化上的雾霾,但渐渐地,我越来越发现自己错了。空气的雾霾已经成为更加巨大的问题,在它身后,是水体和土壤的雾霾,黑色的污染从头顶到身边到脚下,形成今天中国的“水墨”,以及我们能够从中看到的那“一点红”。

2016年,对我来说,最无法放手的事件是诗的写作。诗已经成为我痛苦焦虑的治疗手段。一方面,诗拥有最灵活的身段和最隐蔽的夜行衣;另一方面,诗的超越性让我得以呼吸到生活的空气——我们这些中国的知识人,往往是不懂生活的,我们是政治动物。(我要向大家致敬)

2016年,对我来说,也有幸福的事情。我进入了一个值得骄傲的团队,当然,大家都很忙,这并不值得骄傲。足以骄傲的是,那么多人是忧郁的。忧郁,是良知的证据。这里,我还是想说说我的同事海涛。在刚认识他不久后,我就为他写了一首诗:

 

这是我选择的方式

——赠友人海涛

 

朋友,不必如此

用你叹息的海涛将我淹没

这是我选择的方式

和我的生活

 

我曾经走进一扇森严的大门

卫兵的林子里鸟儿试图鸣唱

这引发了内部的震颤

点燃叛逃的火种

 

“叛逃”,我用了这带有罪意的词语

送自己进牢笼里的密室

明亮的绳索终于在无数个月亮以后

垂到义人的身边

 

这是我的戴罪之身

朋友,我犯了常识的罪行

我的上诉怕是递给了死神

在最后的法庭

 

你还是展颜欢笑更好看

朋友,你那些散淡不如用到此处

叹息是希望的勺子

虽然我始终相信着你的行程

 

这是我选择的方式,

走进黑暗里去摸索你

你有叹息的暗号

记下了一次温暖的握手

 

20160617

 

海涛和我说话的时候,经常轻轻拍我的肩,伴随着轻轻的叹气,令人忍不住就要感动起来。我后来猜测,这或许是身为记者的海涛获取采访者信任的一个招数,习惯性地用在我身上。转念一想,他所接触和采访的那些人,如果遇到一个海涛这样的陌生人,能够这样轻轻拍他的肩,是多么巨大的温暖——对他人之爱,在真相之前。救助他人,也是避免在时代中麻木的自救。

 

2016年就要走了,还有两个小时左右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送走了什么,或者迎来了什么。雾霾太深,我祝贺能够大口呼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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