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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张锐的死亡?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前几天,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锐的意外死亡和他妻子的悼念文章在网上流传,引人感慨、感伤,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死的各种思考。

不少人对于张锐的早逝感到惋惜——当然是如此——由此想到如果他能够稍稍放松一下、多留一些时间给家庭和自己,或许可以让结局不至于如此感伤。

虽然与张锐素未平生,我也进入了于此有关的思考,几经辗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无法对他的死亡和生前经历发表看法。原因很简单,缺乏足够的信息——或者说,对他人的生活下判断的信息将永远不够——这就是“他者”的意思啊。

但或许我们并不能由此完全放弃对“他者”的生命历程进行臧否的权利,不是从微观具体的生老病死、贫贱富贵的角度来判断,而是从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视角去看“他者”。

这里我想说一下的小说《斯通纳》。我用几天时间一口气读完此作品后,曾经兴奋了好几天,逢人就会推荐。一些朋友表示看不懂,或者并不能完全抓住小说所要传递的观点。

简单介绍一下,《斯通纳》讲述了一个平凡人的一生。他的学业、婚姻、事业甚至婚外情都没有什么足以向人称道和炫耀的,整部小说仿佛是简单的流水账。但领会作者意图的读者会感觉到,斯通纳抓住了生命中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以至于他在临死时,因为忽然的察觉,而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死亡的降临。那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于斯通纳来说,表面上看是他致力研究的文学,如果用抽象的普适的词汇来描述,我想是一种通过不断的人生选择而逐渐确定下来的“自我”——将自己从茫茫人海中、从无限的时间河流中辨识出来的那个特征。换句换说,斯通纳的人生是“私人订制”的(由他自己所创造)。

这是人类文明长久以来在各类文艺作品中贯穿的永恒主题,并不新鲜,但当我们将时间稀释到每日每时每分钟的时候,这种显见就容易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掉。特别是当人们轻率地以“他者”的立场对我们发表所谓评判的时候,由此形成的社会压力往往会成为我们所无法承受之重。“坚持自我”和“顺从他者”的斗争始终存在于我们体内。

斯通纳,是人生赢家。

 

说到这里,我想引用今天白天博客里转载的阿多尼斯《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明,这样的斗争在多种层面上存在,作为人类生活的拓展和延伸,充满了更丰富的变形:

今天,又有一种权势――消费的权势,被人用来对付诗歌。这种权势希望诗歌变得庸俗,为所有人赏识,让大众把诗当作政治工具、消费工具或宗教工具。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不再致力于深化人们的体验,而只是生产商品。他不再为思想和探索开辟人性的、审美的天际,他的书写只是迎合大众消费和购物的欲望。对这种诗人而言,写作不是为了呼唤新的生活及新的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为了让生活本身也变成商品,变成交换商品的场所。

 

阿多尼斯希望谈论的是“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诗?”我想这个提问可以简化为:“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生存?”

让我直接回答:

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上面我所提到的“坚持自我”和“顺从他者”的斗争难以成立,因为那将注定不是一场Fair Play。因此,我们有极大的风险,因为某些“场外因素”输掉自己的人生。

你不信?请看这几本书,我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推荐财新自己的书,是因为下面这几本书的出版都经我之手,我才有十足的把握说它们都是难得的好书:

《半生为人》(徐晓 著),《燃灯者》(赵越胜 著),《暗夜传灯人》(杨渡 著),《回首我们的时代》(尉天骢  著)

这四本书其实说了同一个故事,就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我们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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